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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亚纳·安德里森谈中国丹麦人权合作
发布时间: 2019-09-25 来源:阿诚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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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国外机构,与中方相关人权机构和组织进行合作以促进人权保障,需要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入的了解和充分的尊重,包括历史、文化、法律传统以及语言等。如果不具备这些知识,合作之路会充满误解和各种困难,最终合作也不会取得成功。此外还需要双方的耐心与让步、开放的思想以及互相学习的精神;如同任何成功的合作一样,中丹双方的人权合作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守承诺的基础上,这样才会取得成功。

  目前丹麦人权研究所正与中国的六家合作机构及组织展开合作,共同致力于提升犯罪嫌疑人及未判决囚犯的人权待遇,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以及人权教育问题。此外,丹麦人权研究所还就中国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以及国内进城务工人员生活及工作条件的独立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丹麦人权研究所最近还与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与该中心中方人权学者共同合作,一起开发新的人权教材资料。

  丹麦人权研究所过去15年来与中国人权机构及组织的合作经验表明,中国人权机构与国外人权机构进行人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可以加强双边的专业交流与对话,而且可以促进跨国界、跨文化的双边尊重与相互了解;最重要的是,通过合作双方可以找出中丹两国法律、国家治理及社会活动等领域人权问题的实用性解决方案。人权合作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不应该受到质疑,不应该被政治化。

  已经有太多的国际人权合作因为误会重重而遭遇失败,双方将偏见进行政治化是没有出路的。对许多中国人及外国人来说,人权问题仍然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我们要努力避免人权合作过程中的误解及怀疑,这一雷区对中国人权机构及组织来说是难以穿越的,更不要说国外的合作者了。

  丹麦是1950年首批承认中国政府的西方国家之一,随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丹关系一直发展良好。丹麦人权研究所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与中国相关机构和组织的开始合作,是中丹两国在人权领域进行深入合作的结果。1989年6月开始,包括丹麦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就人权问题经历了近十年的批判和对抗。然而,从90年代末开始这种局面出现缓和迹象,曾经的批判和对抗也逐步演变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对话与合作。

  从国内来说,丹麦人权研究所负责向丹麦政府、议会、各部委及公共机构就人权及平等待遇等相关问题提供建议,尤其是在新立法颁布时。同时,丹麦人权研究所还负责实施一系列独立研究,比如父母服刑儿童的生活问题、反恐立法、无国籍人士的权益问题及同工同酬等问题。此外,丹麦人权研究所还负责调查和发现丹麦各地存在的人权问题,并跟踪和监督这些地区的人权工作进展,将调查结果以年度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丹麦议会。

  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相关机构及组织的合作,是建立在“中国肯定会取得有效和持久的人权进步”这一共同信念基础之上的;这就要求相关的人权解决方案必须要适合中国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系,必须能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并可以融入到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当中。这就意味着丹麦人权研究所只能就中国政府认可的人权事宜展开合作,可以就既有的人权立法进行设计或修订并建立新的法律体系或者对既有的法律体系进行发展。

  虽然目前一些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海外华人团体还在继续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监察和报告,但丹麦人权研究所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伙伴机构和组织进行合作,并寻求法律、国家治理及社会活动等领域人权问题的实用性解决方案。尽管前述两种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补充的,但两者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丹麦人权研究所并不是负责监视中国人权状况的国际监察组织,而是旨在促进国际人权进步与合作的丹麦国立人权机构;通过与中国持有相同理念的机构和组织的合作,并运用丹麦的人权经验,相信丹麦人权研究所一定会实现自身的宗旨。

  多年以来,丹麦人权研究所已经与中国的20多家相关机构及组织进行了多次合作,而且这些合作多数情况下都得了丹麦外交部的财政支持。展开合作的相关机构包括湖南大学法治人权研究中心、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广西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吉林大学法学院、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及中国检察官协会等。

  国际上来说,丹麦人权研究所与广泛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包括外国政府、独立机构以及私人公司等,帮助他们更好的促进和保障各自所在国家的人权。丹麦人权研究所同时还向合作伙伴提供一系列的协助,帮助他们建立功能完善的法律体系并确保公共参与。此外,丹麦人权研究所还帮助私人公司评估公司工作对海外人权造成的影响,就人权事宜对合作方的警员、教师、巡查官员、法官及检察官等提供教育协助。

  丹麦人权研究所(DIHR)是丹麦的国家级人权机构,是由丹麦国家政府出资成立的独立法人实体;该研究所于1987年由丹麦议会根据《联合国巴黎原则》(UN Paris Principles)成立,其职责是促进丹麦及国外的人权保障。丹麦人权研究所是民族、种族及性别的全民平等机构,其特殊使命是促进并监督联合国公约有关丹麦国内残障人士人权保障条款的实施。

  中国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了人权的普遍性,但是在这种普遍性之内的民族特性的重要性,包括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等,正如《维也纳宣言》所指出的,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实现人权保障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其实有很多条途径;如同其他国家和丹麦一样,中国会选择自己独特的人权之路;但是丹麦人权研究所在国际人权对话及合作中的最佳经验,正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找到具备自身特色的人权之路。

  对丹麦来说,这种政策的转变始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自1997年开始一系列批判中国人权提案的失败。同年,中国派出人权学者和专家一行访问丹麦,而丹麦外务大臣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双边互访为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相关机构和组织的实际合作铺平了道路。第二年,丹麦人权研究所所长受邀访问北京,参加新一轮欧盟——中国对话第一次会议,并随后与丹麦外交部的代表人员一同访问了若干潜在的合作伙伴。此次访问认为,丹麦外交部应向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就犯罪嫌疑人及未判决囚犯的人权研究合作事宜提供支持。1999年,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实现了上述合作,并首开中国与丹麦机构性正式人权合作的先河。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然是丹麦人权研究所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犯罪嫌疑人及未判决囚犯的人权问题,自1999年以来一直是丹麦人权研究所与中国人权机构及组织合作的重点;此外丹麦人权研究所还与中方合作伙伴一道,共同致力于解决中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健康及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劳动者权益问题、环境权利问题、女性权利问题,以及司法部门专业人员及高校学生的人权教育问题。中方合作伙伴主要是研究机构及高校,同样还包括监察机构、公安机构以及律师和社会民间团体。